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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旻对于安东的布尔什维克朋友表现出了明显的兴趣——或者，在这个革命的低潮期，她对于各种左翼力量的支持者都很有兴趣。

而且在牛排馆吃饭的时候，她就发现了尼克在纽约所做的事情尽管最终还是未能进行下去，但却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践，其他的职业组织家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从一名理论基础还不错的同志的角度，祁旻建议他把这些经验系统地总结记录起来，即使对于他未来在墨西哥的事业而言可能不会有很大作用，但对于其他在发达国家大城市做工人工作的同志而言却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不过尼磕问题也是很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要搞工人学习组，却无法将工人自身的需求和布尔什维磕理论相结合。

组织工人学习肯定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眼前的问题，但学习组本身不能仅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祁旻经常被她父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然而“远虑”可不止是买医保和抵制消费主义那么简单。按照尼克他们学习组的学法，本质上只能提高群众的抗风险能力，而对于阶级意识的培养起不到什么作用。

（注：此处省略关于先锋队理论的论述，如果写出来估计我号就没了）

当他们三个从牛排馆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聊儿时，祁旻对尼克在纽约的工作相当尖锐地指出了诸多问题，最终把这归结为他看西方的理论太多。西方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像样儿的成功案例，放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不看，而去生啃那些纯理论家的着作，对于实践恐怕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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