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立国至孝文帝迁都平城，佛教兴隆，信仰盛于南方，但着力在兴办佛教福事，其间除昙靖伪造《提谓波利经》和县曜造《付法藏因缘传》等外，在译介佛典上几乎无可记述。百年（386-494年）少有佛经，导致北魏境内佛教的发展，流于世俗化的兴造佛寺及群盲的躁动。慧皎《高僧传》中，有关北魏僧人的记载仅有四人，对昙曜的记载也仅是附在《玄高传》下。由此可见，当时虽说上下尽皆信佛，但真正的得道高僧寥寥无几，大多只是些世俗比丘罢了。

此时佛教乱象频生，破戒之事，屡见不鲜，不破戒之比丘，却是万中无一。《魏书?释老志》“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揪溢是经行所宜，浮喧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贼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由此可见当时当时佛教流弊之深，积重难返。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佛门之中，随着雄厚财力的日益积累，比丘等级渐渐分化得极为严重，分为上中下三级，下级比丘多是因避徭役和战乱而遁入空门的贫苦农民，被迫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中级比丘不但炊金馔玉，更有奴婢供其驱使取乐，出则必车，归则必浴；上级比丘则是一方大佬，可以在朝当官，拥有无数财富、地产以及奴婢，富埒王侯。《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言“入者则尊，归依则贵，上不朝天子，下不让诸侯”，“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小大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西晋沙门竺法曾一次借给长安某士族大家二十万钱，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法释拥资百万，法瑶累资数百万，足见佛教之特权和寺院经济之“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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